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對事關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作了初步的回答，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實現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tǒng)一；表示要組織民主的聯合戰(zhàn)線，最早提出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和主張；通過了黨的歷史上的第一部黨章，并決定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支部加入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這些都對黨后來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共二大會址——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0號）

■黨在領導實際革命斗爭的同時，注重發(fā)展自身組織■

1921年7月黨一成立，就立即投身到火熱的革命活動中去，尤其是在領導工人運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9月，黨在上海成立了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創(chuàng)辦了機關刊物《勞動周刊》。接著，又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上海等地建立了分部。1922年8月，總部從上海遷到北京后，在上海也建立了分部。各地黨組織相繼領導了上海英美煙廠、粵漢鐵路武（昌）長（沙）段、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等罷工斗爭，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

黨在領導實際革命斗爭的同時，還注重發(fā)展自身組織。1921年11月，陳獨秀以中央局書記的名義，通告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各區(qū)黨組織，對黨、團、工會組織的發(fā)展及工人運動和宣傳工作等問題，作出了具體的規(guī)定。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qū)在本年內，遲至次年7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

各地黨組織認真執(zhí)行中央局的指示，組織發(fā)展基本達到了中央局的要求，一些原沒有黨組織的地方新建立了黨的組織，旅法支部也與中央取得了聯系。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學生中也發(fā)展了黨員或建立了黨組織。

黨成立后，中央機關設在上海。由于陳獨秀尚在廣州，中央局書記暫由周佛海代理。周當時是一個年輕的留學生，理論水平和實際經驗都難孚眾望。這種局面引起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擔憂，他要求陳獨秀辭去廣州的工作，回滬一心一意主持中央工作，并派包惠僧到廣州督促陳獨秀返滬。

1921年9月，陳獨秀辭去了廣州的職務，到了上海，專任中央局書記。經過與馬林、尼克爾斯基會商，決定加強宣傳工作，以《新青年》作為黨的公開宣傳刊物，由陳獨秀親自主持。繼續(xù)出版《共產黨》月刊，作為秘密宣傳刊物，由李達負責。黨還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由李達主持，他還兼任編輯、校對和發(fā)行。這是一個秘密的出版機構，所以書上印的社址是“廣州昌興馬路”。

1921年12月，馬林為了解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情況，在張?zhí)椎呐阃?，到了廣西桂林，會晤正在那里組織北伐的孫中山。馬林發(fā)現，孫中山對蘇俄的情況很感興趣，對蘇俄革命的成功十分欽佩，但對勝利后要實行共產主義制度頗有疑慮。馬林認為，孫中山身上有可貴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應該將孫中山和國民黨作為盟友。由于當時共產黨的力量還很弱小，難以獨立領導中國革命，于是馬林萌生了促使國共兩黨合作的想法。

1922年3月，馬林返回上海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陳獨秀和張國燾。不料，陳獨秀等毫不遲疑地表示，堅決反對國共合作。不僅陳獨秀等人表示反對，不少黨組織和黨員也不贊同。

面對國內復雜的形勢，黨必須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帝國主義、封建軍閥，以及“聯省自治”“好人政府”之類的主張，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并制定黨在當時階段的革命綱領，明確奮斗目標。

在1920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系統(tǒng)地闡述了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

共產國際二大通過的《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指出：在革命發(fā)展的第一階段，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革命群眾就將逐漸獲得革命經驗，走上達到最終目的的正確道路?！边@對于剛剛開始革命實踐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議決案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與華盛頓會議相對抗。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國民黨等共派出了40多名代表組成中國代表團。中國共產黨參加會議的代表有張國燾、高君宇、王盡美、鄧恩銘等14人。這是黨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參加大型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土地收歸國有，創(chuàng)立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其間，列寧抱病接見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三人，詢問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工人運動狀況，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實現合作，勉勵中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加強團結合作，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fā)展。這次會議，對于中國共產黨制定當前階段的革命綱領，提供了直接幫助。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于事先沒有制定代表選舉辦法，二大代表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的■

早在1921年11月，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就曾指出，黨的二大要在次年7月召開，但沒有確定會議的地址。張國燾為此解釋說：“至于會議地點，如在上海，顯然要預防租界當局的干擾；如改在廣州舉行，自然是很安全，不過當時廣州的政情很復雜，孫（中山）陳（炯明）摩擦之說已甚囂塵上，如果國民黨內部真發(fā)生沖突，我們在廣州召開大會就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陳獨秀先生和我在廣州指導勞動和青年團兩個大會的進行，并考察廣州的政治情況，研究國共合作的可能發(fā)展，再行決定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否便于在廣州舉行?！?/span>

張國燾所講的“勞動和青年團兩個大會”，指的是1922年5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值陳炯明叛變前夕，廣州的局勢已十分緊張。陳獨秀曾同陳公博一起前往惠州會晤陳炯明，帶有勸說陳炯明不要同孫中山決裂的意圖，但陳炯明一意孤行。陳獨秀見事不可為，便立即回到了上海。陳獨秀雖然沒有接受馬林關于國共合作的主張，但在孫中山和陳炯明決裂之時，他立即明確表示與陳炯明斷絕一切關系，并寫了《關于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強調“武人割據是中國唯一之亂源”。中共中央還致函廣州黨組織負責人譚平山等，要其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聯系，轉而支持孫中山。

南方形勢既然如此緊張，在廣州召開黨的二大顯然不合適了，于是中央局決定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仍在上海舉行。

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回國后，向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匯報了會議的情況。受列寧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理論的啟發(fā)，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中國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還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應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因此，革命不但需要無產階級參加，也需要組織動員其他革命力量參加，建立革命的聯合戰(zhàn)線。在黨的二大召開前夕，即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fā)表了由陳獨秀起草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

這份文件的最重要之處，就是放棄了過去對任何黨派都采取排斥態(tài)度的關門主義觀點，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zhàn)線”的主張。

這份文件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公開發(fā)表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狀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起點，實際上為黨的二大的召開提供了思想準備。

既然決定二大在上海召開，找一個安全的會址就至關重要。這時，法租界望志路的李書城公館和老漁陽里2號的陳獨秀寓所，都早為租界當局所注意，自然不能作為會址了。只有輔德里625號李達的寓所還是黨的一個可靠的聯絡點，而且他的房子是一排石庫門房子中的一家，側身一閃而入，不易辨出進了誰家。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在這里召開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時，黨組織雖有發(fā)展，但畢竟一切都處于初創(chuàng)時期，所以召開二大的時候，事先并沒有制定代表選舉辦法，當然代表也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的。第一屆中央局的成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是當然的代表。此外，有各省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也有部分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還有留法支部的代表。其中，莫斯科回來的代表占了相當比重，這是因為陳獨秀“很重視這些從外國回來的同志們”。他認為“從國外歸來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糾正國內同志那種受環(huán)境影響的散漫心理”。李達后來也說：“這時氣象有些新鮮，那些青年團員學會唱國際歌，行動也很敏捷，帶來了一些新的作風?！彼麄兓貋碇?，看到國內的黨員多是一些學者模樣的人，便呼之為“學究派”。

■為了鮮明表明黨對時局的主張，大會決定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快到預定的開會日期了，但北京的李大釗、湖南的毛澤東和廣東的譚平山等代表仍未趕到。李大釗原曾許諾參加，臨近會期時又因有事不能出席；毛澤東這時倒是在上海，但忙于從事反對湖南軍閥趙恒惕的活動，未能參加大會。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的窯洞里對來訪的斯諾說：“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1922年）冬天（日期有誤），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span>

廣東代表譚平山則由于此時發(fā)生了陳炯明叛變事件，廣東黨組織與中央的聯絡發(fā)生困難，沒有趕去上海。

在等待幾天之后，大會于7月16日正式開幕。參加這次大會的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tǒng)等12人（有一人姓名不詳）。對于出席二大的代表，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則說：“陳獨秀、李達和我三個上屆的中央委員是當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漢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統(tǒng)，此外還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記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zhí)?、向警予等人?！?/span>

大會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主持。陳獨秀首先向大會報告了一年來中央工作的概況及6月發(fā)表的宣言的政治主張，介紹了黨組織發(fā)展和各地工人運動情況。陳獨秀在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實現共產主義。但目前，中國對內仍在封建式的軍閥統(tǒng)治之下，對外是個受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的半獨立國家，所以無產階級有加入民主革命運動的必要，只有聯合民主黨才能打倒共同的敵人。接著，由張國燾報告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工人運動狀況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情形，由施存統(tǒng)介紹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情況。

1924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擴大會議部分與會者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卜道明、阮嘯仙、陸沉、夏明翰、鄧中夏；后排左一為劉仁靜，左三為黃日葵，左四為惲代英

隨后幾天，大會的主要議程是分組討論這幾個報告。

當時，上海的政治環(huán)境惡劣，就在二大開幕的當天，法租界查封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鑒于此，大會吸收了一大時的教訓，決定會議以小型的分組討論為主。小組討論分別在上海部分黨員家里進行，不是代表的黨員也可以參加討論。在召開全體會議時，也經常改換地點，以免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李達回憶說：“第二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約十五六人），一共開了三天的大會，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舉行的。第二、第三兩天的大會，是分別在另外一個地方舉行的，里街和門牌號碼我不記得了，但都在英租界，這是千真萬確的。分組討論時，我和蔡和森同志、張國燾三人同屬于一個小組，我是召集人，這小組會是在輔德里625號開會的?！?/span>

會議討論的中心內容，是現階段黨究竟應制定什么樣的綱領。雖然在大會前，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擬就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闡發(fā)，但代表們認為還有值得修改完善的地方。蔡和森就明確表示，這個文件未將中國無產階級及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完全表達出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有法國資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時的那種作用。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無產階級應當聯絡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形成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應該說，蔡和森的主張是正確的，其他一些代表也發(fā)表了類似的意見。

為了鮮明表明黨對時局的主張，向全國人民闡明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綱領，大會決定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并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起草工作。蔡和森和張國燾又推陳獨秀為宣言執(zhí)筆人。陳獨秀花了兩天的時間寫出了初稿，蔡和森提出了許多補充和修改意見，然后交大會討論。

7月23日，大會在法租界的另一處地方再次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民主的聯合戰(zhàn)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等文件，并進行大會的最后一項議程——選舉中央領導機構。

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的數量仍然有限，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人數不必太多，于是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5人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另選出3名候補執(zhí)行委員。

在選舉時，第一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李達表示，根據他一年多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還是專門從事寫作比較適宜些，而且準備回湖南去教書，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的宣傳工作。大會接受了李達的請求，并推選陳獨秀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為宣傳委員，張國燾為組織委員。

■黨的二大對事關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作出初步回答■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边@是毛澤東對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刻總結后得出的正確結論。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進行過反抗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tǒng)治者的斗爭，這些斗爭的成效卻甚小，究其原因，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認識革命的動力和對象。對于這個中國革命中長時間沒有解決的問題，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作了明確的回答，制定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革命理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及當前的革命任務以及黨的綱領等作了具體的分析。大會發(fā)表的《宣言》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反帝反封建就成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缎浴分赋?，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zhàn)線”；第二步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現“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黨的二大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也是黨的最高綱領。黨的二大同時提出，中國革命第一步的任務是“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zhàn)線”。這個“聯合戰(zhàn)線”奮斗的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tǒng)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同時爭取工人、農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制定關于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等。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黨在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基本綱領和奮斗目標。

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分析，黨的二大第一次將黨的長遠奮斗目標和黨在民主革命階段要完成的任務結合起來，將黨的一大確定的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明確為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黨的戰(zhàn)略方針的一個重大轉變，表明黨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革命任務的認識與一大相比更為深刻。這樣，黨的二大就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破天荒地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的歷史上第一部黨章■

為了貫徹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二大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zhàn)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文件。

黨的二大強調，為了實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必須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zhàn)線”?！蛾P于“民主的聯合戰(zhàn)線”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廣大農民有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投身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因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yè)，加之本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又加速手工業(yè)者的無產階級化，所以勢必加入到革命的隊伍里面來；“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斗”；至于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有偉大的勢力，“發(fā)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

一個政黨僅僅有好的綱領是不夠的，還必須廣泛地組織動員群眾，為實現自己的綱領而斗爭。為此，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我們既然不是講學的知識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們便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去，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睘榇?，大會提出兩條重要原則：一是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二是黨內必須有嚴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并且要求每個黨員不只是在言論上表現出是共產主義者，而且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是共產主義者。

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強調：“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全國大會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睆拇?，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毫無疑問必須服從共產國際作出的決定。

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的歷史上的第一部黨章，對黨員的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總共由29條組成的章程，專門單列了“紀律”一章共9條，可以說，中共迄今為止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規(guī)矩在其中都有所體現。例如它規(guī)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薄跋录墮C關須完全執(zhí)行上級機關之命令；不執(zhí)行時，上級機關得取消或改組之?！薄氨军h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弊鳛辄h最為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的“四個服從”，在這里已經有了“三個服從”，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其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紀律規(guī)矩的建設。

鄧小平后來曾指出：“有了理想，還要有紀律才能實現。紀律和自由是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兩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就會像舊中國那樣一盤散沙，那我們的革命怎么能夠成功？我們的建設怎么能夠成功？”

黨的二大對事關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黨的長遠奮斗目標與當時階段革命任務的關系等作出了比較正確的回答，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強調黨必須深入群眾開展實際的革命斗爭，必須與其他革命的黨派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zhàn)線，必須將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這些對黨的發(fā)展都有重要而又長遠的意義。黨章是一個政黨重要的標志，黨的二大產生了黨史上的第一部黨章，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組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