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焦裕祿誕辰100周年。作為黨和人民公認的好干部，50多年前，焦裕祿在帶領蘭考人民與自然災害作斗爭的過程中，用自己的生命鑄就了一座永恒的豐碑。但是，黨組織為什么要選派焦裕祿到蘭考？關于他的任命為什么會一波三折？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心里又想的是什么？這些都鮮為人知。本文立足于大量史料，力求真實地還原這段歷史。

1962年，焦裕祿服從組織安排又從工業(yè)戰(zhàn)線調回農業(yè)戰(zhàn)線。圖為焦裕祿（前排左四）1959年調到生產(chǎn)調度科時與工友合影

■建功洛礦引起省委書記劉建勛的注意■

劉建勛，1913年生，河北滄縣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曾任中共晉中特委副書記，中共榆社縣委書記，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副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中共廣西省委、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區(qū)委第一書記等職。因成功解決廣西饑荒問題，1961年7月被中央任命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劉建勛到任之前的河南，由于長期受“左”傾錯誤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糧食產(chǎn)量下降，群眾的生活十分艱難。為了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劉建勛到河南后，先后制定了三項政策：一是發(fā)動黨員領導干部利用一切關系四處“化緣”，請求兄弟省份提供力所能及的糧食支援；二是要求全省所有的火車站免費對災民開放，允許他們去外地投親靠友；三是向中央提出了一份《關于河南實行借地度荒問題的報告》，允許各地把集體的部分土地借給群眾耕種，且不計口糧，不計征購。這三項政策的出臺，大大緩解了河南的災情，后來被群眾形象地稱為“救命政策”。然而，由于受之前各種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多干部都受到了沖擊，劉建勛深刻地認識到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河南的問題，就必須解決好重災縣的干部選用問題，以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當年，劉建勛到洛陽礦山機器廠視察，焦裕祿的表現(xiàn)讓他眼前為之一亮。

洛陽礦山機器廠，是“一五”時期蘇聯(lián)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焦裕祿于1953年6月調到洛礦，歷任籌建處資料辦公室秘書組副組長、一金工車間主任、生產(chǎn)調度科科長、廠黨委委員等職，不僅全面參與了洛礦的建設，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成長為一名出色的黨員領導干部。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廠史》的記載中，有一段針對焦裕祿本人的情況介紹：“3年時間完成2米以上大型提升機460臺，為我國礦山采掘提供了提升礦石、煤炭的能力，解決了當時礦山的急需；為了實現(xiàn)高產(chǎn)，在組織生產(chǎn)提升機方面采取三項措施：（1）組織產(chǎn)品批量生產(chǎn)，縮短生產(chǎn)周期。之后，生產(chǎn)調度科科長焦裕祿同志進一步發(fā)展，將不同型號提升機同類零件和各種型號橋式起重機通用零件，組織一起生產(chǎn)，工效成倍提高。（2）大型提升機減速器機蓋，法蘭盤（關鍵件）一模多鑄，效率提高2~3倍。（3）節(jié)假日不休息，延長工作時間?！边@段介紹高度肯定了焦裕祿在洛礦所作的貢獻。

回到省里后，劉建勛就立即召集有關部門研究干部的選拔問題，計劃從之前充實到工業(yè)戰(zhàn)線的青年干部中挑選一批優(yōu)秀的干部充實到農業(yè)戰(zhàn)線。1962年3月25日至4月2日，河南省委召開工作會議。其間，劉建勛專門向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匯報了省委關于從洛陽各大工礦企業(yè)調出原由地方支援工業(yè)的25名干部，以加強重災縣的領導工作的想法，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支持。焦裕祿就名列其中。同年6月，根據(jù)河南省委的統(tǒng)一安排，焦裕祿被正式調回尉氏縣，任尉氏縣委書記處書記，主抓農業(yè)農村工作。

■一波三折的任命■

尉氏縣曾是焦裕祿離開老家山東到河南后最早工作過的地方，他曾經(jīng)在這里領導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對這里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回來后很快就進入了工作狀態(tài)。半年之后，焦裕祿又被調到蘭考主持工作，但并沒有被直接任命為縣委書記。這中間到底經(jīng)歷了什么？關于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時任開封地委書記的張申。

張申是河南信陽人，1938年2月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前后曾長期在尉氏縣工作。早在1948年11月，焦裕祿帶領尉氏縣大營區(qū)群眾支援淮海戰(zhàn)役的時候，張申就是尉氏縣支前總隊的負責人。后來焦裕祿又歷任尉氏縣大營區(qū)副區(qū)長、青年團尉氏縣工委副書記等職。其間，張申是尉氏縣委書記。所以，張申對焦裕祿非常了解，知道他特別能吃苦，并且腦子活，無論交給他什么工作，他都能不折不扣地完成，是個能干事、會干事的好干部。焦裕祿到洛礦后，張申也經(jīng)常多方打聽，關注著他的成長。1962年，正是蘭考“三害”（風沙、鹽堿、內澇）最為嚴重的時候，但張申在蘭考調研時卻發(fā)現(xiàn)，當時蘭考縣委主要領導的問題很大，所以他就想重新選一個人來領導蘭考的工作，可是接連選了幾個人都不滿意。這個時候，張申就想到了剛回尉氏的焦裕祿，想讓他擔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并將請示于1962年10月31日報送到了河南省委組織部。然而，對焦裕祿的任命并不順利。

11月6日，河南省委組織部干部處在研究開封地委《關于×××、焦裕祿兩位同志任免調動的請示》時，內部發(fā)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主要原因是大家普遍認為，焦裕祿離開農村工作已經(jīng)將近10年，這期間農村工作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他回來熟悉工作的時間卻只有短短幾個月，能否勝任這么重要的職務，需要認真考慮。于是，干部處就在審批表上這樣寫道：“該同志據(jù)說已離開農村十年了，剛又回到農村才兩三個月，馬上任第一書記，需考慮。”隨后，經(jīng)省委組織部研究，拿出了最終意見：“采取兩步走的辦法，先任第二書記，待熟悉一段后再任第一書記為好?！焙髞?，雖然張申還是積極爭取，但省委組織部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時間不等人，考慮到蘭考的實際情況，張申最終不得不作出妥協(xié)。1962年12月2日，根據(jù)省委的決定，開封地委明確焦裕祿代理蘭考縣委第二書記，主持縣委工作，即日赴任。得到消息后，焦裕祿并沒有因為自己被任命為第二書記并且還是代理而有任何怨言，反而向組織表態(tài)，不改變蘭考的面貌，自己決不離開。

12月6日，焦裕祿到蘭考后就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通過調查研究，焦裕祿深刻地認識到蘭考的首要問題是干部的思想問題，制約蘭考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是千百年來形成的“三害”。干部的思想問題不解決，“三害”不徹底根除，蘭考將永無寧日。于是，一張關于解放干部思想、發(fā)動群眾與“三害”作斗爭的宏偉藍圖，開始在他的心中醞釀。為此，他一方面組織縣委領導干部到火車站調研，和大家一起學習中央的文件精神以及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戰(zhàn)勝困難的決心和信心；一方面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組織干部四處購買代食品，將勸阻災民外流辦公室改為除“三害”辦公室，暫時解決群眾的吃飯和出路問題。但是，焦裕祿初到蘭考，組織上對他能否真正帶領蘭考人民根除“三害”并沒有十分把握。1963年3月，為了徹底解決蘭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了進一步考察焦裕祿，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帶著蘭考周邊4個縣的縣委書記到蘭考調研，研究關于把蘭考一分為四的可行性。聽到這個消息后，焦裕祿不僅堅決反對，還立下了3年改變蘭考面貌的“軍令狀”。何偉對他的態(tài)度十分滿意，表示會全力支持蘭考的工作。

1963年3月29日，鑒于焦裕祿已經(jīng)熟悉了蘭考的工作，并且很快就穩(wěn)定住了蘭考的局面，開封地委再次報請河南省委組織部：“原縣委第一書記×××有錯誤，需處理調動；該同志（指焦裕祿）現(xiàn)已在蘭考縣委負責，有能力可以勝任該職?！?/span>4月25日，河南省委組織部經(jīng)過研究，取消了焦裕祿的“代理”，改為“任命”，但仍然堅持要“分兩步走”，繼續(xù)考察。對于上級這樣的安排，焦裕祿不僅沒有感到失望，相反還把這看作組織對自己的信任和考驗。從此，他開始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蘭考的除“三害”工作中。其間，在焦裕祿的提議下，蘭考縣不僅成立了除“三害”調查隊，歷時3個多月徹底掌握了“三害”的分布情況，而且從群眾中間找到了很多治理“三害”的辦法，在此基礎上還制訂出一份《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一場轟轟烈烈的除“三害”運動隨即在蘭考全面展開，且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開封地委關于提請任命焦裕祿的文件

1963年9月，蘭考縣委給開封地委和河南省委上報了《關于排澇治水的報告》，匯報了治澇成效。12月14日，蘭考縣委給開封地委和河南省委上報了《關于鹽堿地的普查報告》，匯報了治堿成效。這年底，經(jīng)過系統(tǒng)治理，蘭考縣夏糧產(chǎn)量比上年翻了一番多，秋季雖然遭受罕見洪澇，但全年糧食仍然增產(chǎn)37%。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主要領導在蘭考考察期間，不僅充分肯定了焦裕祿帶領蘭考人民所取得的成績，還將其稱為“蘭考新道路”，號召其他縣區(qū)學習?！逗幽先請蟆芬沧髁讼嚓P報道，并配發(fā)了社論。蘭考的工作由后進變先進，這是蘭考廣大干部群眾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間，11月24日，開封地委再一次報請省委：“蘭考縣委缺書記，該同志去蘭考這一段時間搞得尚好，可以勝任書記職務?！?/span>1964年1月27日，鑒于焦裕祿在蘭考的出色表現(xiàn)，河南省委正式任命他為蘭考縣委書記（此時已取消第一書記一職）。而此時，離焦裕祿去世只剩下3個月零17天。

■生命最后的牽掛■

1964年初，由于長期的操勞，焦裕祿的身體狀況開始每況愈下。無論是開會還是下鄉(xiāng)調研，他身邊的干部總能看到他左手緊緊頂住肝部，滿頭大汗的樣子。大家勸他去醫(yī)院好好檢查檢查，他總是以種種理由推托。但這年春節(jié)前后，也許是有了不好的預感，他開始安排自己身后的一些事情和工作。

2月11日至28日，焦裕祿專門請假帶家人回山東老家探親，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鄉(xiāng)。對于這件事情，他的愛人徐俊雅回憶道：“1964年春節(jié)前，那天我正在做飯，老焦一進門就高興地對我說：‘組織上批準我探家了，咱們可以回山東老家過年了。這么多年，也該帶著你和孩子們回家看看’。”焦裕祿1948年初隨軍離開老家山東，南下來到河南，在長達16年的時間里，由于工作繁忙，他很少回家鄉(xiāng)，在生命倒計時的最后時刻，對家鄉(xiāng)親人的思念也許是他最難以割舍的牽掛之一。

臨行前，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那么寒酸，焦裕祿特意向縣長程世平借了300元錢。回到家鄉(xiāng)以后，焦裕祿在陪伴家人之余，還一家家一戶戶走訪了自己的親鄰故舊，并按照中國人的年節(jié)習俗，領著全家老少到墳地里給逝去的親人們燒紙磕頭。離開前，他還繞著村子轉了一大圈，似乎是在作最后的告別。

春節(jié)剛過，焦裕祿就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又開始了一如既往的忙碌，但他并沒有對組織隱瞞自己的身體情況。在3月14日召開的縣委常委生活會上，他說：“我個人的思想是，在蘭考一天就要干一天工作，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但最苦惱的是自己的身體不好，肝子疼，扁桃體腫大，現(xiàn)在又多了個腿疼。身體不好，工作搞不上去。生活上問題不大，春節(jié)回老家借了300塊錢，這個月可還100，爭取3個月還清。工作上有些急躁，有時對下邊的同志批評不夠恰當……”但為了與死神搶時間，他開始更加拼命地工作。

20世紀70年代初，劉建勛（中間穿白襯衣、未戴帽子者）視察蘭考時，在焦桐前閱讀有關介紹

3月15日上午，焦裕祿繼續(xù)主持縣委常委會，組織大家學習毛澤東的《常委會工作方法》，下午陪同開封地委領導下鄉(xiāng)查看泡桐長勢，晚上召開縣委委員、公社書記座談會討論擴大泡桐種植事宜。3月16日上午，焦裕祿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擴大會，介紹城關鄉(xiāng)的工作經(jīng)驗，晚上他又忍著病痛在家寫材料。3月17日下午，焦裕祿參加公社黨委委員以上干部、縣直全體黨員會議，深入分析當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鼓勵大家再接再厲做好下步工作。3月20日上午，焦裕祿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研究干部調整問題。3月21日，焦裕祿到三義寨公社調研，這也是他最后一次下鄉(xiāng)。這天，他的肝病突然發(fā)作，幾乎暈倒。經(jīng)醫(yī)生診斷是肝病急性發(fā)作，必須馬上轉院。得知情況后，3月22日，蘭考縣委立即決定派專人護送焦裕祿去開封，但是他卻改變了日程。這天，焦裕祿安排完縣委的工作，晚上又強忍著病痛，打算把一年多來的工作總結一下，可是剛寫完標題和提綱，就再也無法壓制住疼痛，寫作被迫中斷。3月23日，焦裕祿不得不離開蘭考。不承想，這一走竟是永別。

焦裕祿病重住院的消息牽動著各級領導的心，其中就包括開封地委書記張申。躺在病床上，焦裕祿強撐著身體對前來探望的老領導張申說：“蘭考的工作正在‘爬坡’，非常需要我回去，兩三天醫(yī)院診斷清楚以后，我就可以回去了?！比欢?，1964年5月14日，無情的病魔還是奪走了焦裕祿的生命，此時他年僅42歲。臨終前，他心中牽掛的還是蘭考的工作。他用盡最后一點力氣對守在身邊的省委、地委領導同志說：“我活著……沒有治好蘭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蘭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多花錢……”不久，聽到焦裕祿去世的消息后，張申感到心痛欲裂。多年以后，他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內心仍然感到無比的沉痛和內疚。他說：“他沒有給我說自己有病，說了我不會派他去?！边@就是焦裕祿，一個“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