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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三次廣東之行記述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8期  作者:沈傳亮  點擊次數:
     1977年7月復出后,鄧小平曾先后三次赴廣東考察工作,時間分別在1977年11月、1984年1月、1992年1月。每次考察,他都提出了一些立足廣東、放眼全國的大問題、大政策,不僅推動了廣東的改革開放,而且推動了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br /> 重溫鄧小平三次廣東行期間發(fā)表的重要談話,有助于我們從大局看問題,從政策高度分析問題,更好地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

       ■第一次廣東之行(1977年11月8日至20日):“中心的問題還是政策問題”■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正式復出。7月21日,他在召開的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作為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余年里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tài)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這段話表明了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的鄧小平的擔當精神。具有豐富治國理政智慧的鄧小平非常清楚政策的重要性。只要政策對頭,很多工作就能順利開展。復出后,他自告奮勇抓教育科技,就是從教育科技工作政策入手抓起。
      1977年11月,鄧小平第一次廣東之行,就重點講了政策問題,比較突出地提及了農村政策問題。11月17日下午,鄧小平在廣州聽取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匯報時,著重談了農業(yè)政策的問題。他說:“現在肥料貴,農機貴,農民買不起,增產不增收,有時還要減收。用什么手段使生產成本降低?農業(yè)靠工業(yè),工業(yè)要降低成本。農民負擔重的問題要很好地研究一下?,F在農村中好些東西是搞形式主義,實際上我們也存在‘苛捐雜稅’?!薄巴I(yè)一樣,過去許多行之有效、多年證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復。‘三清’,要加個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復,省里自己定的,現在就可以恢復。”“說什么養(yǎng)幾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多養(yǎng)幾只就是資本主義,這樣的規(guī)定要批評,要指出這是錯誤的。”
      鄧小平還指出:“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這也是個全國性的問題。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可以恢復的就恢復,不要等中央。農村中有個按勞分配問題,工廠同樣有這個問題?!?br />       鄧小平還談了工業(yè)政策和制度的問題。他指出:“工廠沒有總會計師、總工程師,崗位責任制這樣的制度也沒有了。這些制度是必須有的。一個產品是不是合格,檢驗員要簽字。有的事是總工程師簽字,有的事是總會計師簽字,簽了字就要負責任。開灤煤礦一直搞得很好,為什么?中央了解了一下,原來就是按勞分配制度一直沒有變,獎勵制度一直沒有廢除。要采取精神鼓勵為主、物質鼓勵為輔的按勞分配制度。獎金制度要恢復。規(guī)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都要恢復??傊涯切┖侠淼幕謴推饋?,改掉那些不合理的。這些想法,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br />       這次廣東之行期間,鄧小平還談到供應港澳問題、外匯問題、口岸工作問題、旅游問題、逃港問題等多個問題。
      關于供應港澳問題,鄧小平指出:“要找?guī)讉€省來共同出力解決香港供應的問題,光靠廣東一個省解決不了。供應香港、澳門,是個大問題。你們要提個方案,把情況做個分析,如實反映情況,說清楚你們負擔的是什么任務、遇到了什么問題、哪些可以自己解決、哪些要中央解決?!边@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政策問題。他還說:“深圳每年光兌換外幣就三千多萬美元,可是還用打算盤的辦法,花點錢買幾個小計算機嘛?!?br />       鄧小平還認為“生產生活搞好了,還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這實際上說明我們的發(fā)展政策存在問題。
      聽完匯報后,鄧小平對廣東的同志說:“你們的問題相當集中,比較明確,要寫個報告給中央,把問題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決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決的??磥碇行牡膯栴}還是政策問題?!边@一下子點到了制約廣東發(fā)展的關鍵因素。
      鄧小平離開廣東后,廣東省委領導就積極向中央建言給廣東一些特殊優(yōu)惠政策,以充分利用廣東的區(qū)位優(yōu)勢、人緣優(yōu)勢,盡快發(fā)展起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黨中央領導人積極支持,這才有了經濟特區(qū)的設立、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實施。
      可以說,第一次廣東之行,鄧小平看到了制約廣東發(fā)展的因素,提出要從政策上解決問題,為后面中央決定在廣東實施特殊政策提供了調研基礎。

         ■第二次廣東之行(1984年1月22日至2月5日):“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
      1980年,中共中央在廣東、福建設立四個經濟特區(qū)、實行特殊優(yōu)惠政策后,這兩個地方做了大量工作,經濟社會發(fā)展取得顯著進步,但由于各種復雜因素交互作用,特區(qū)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走私販私現象比較突出。同時,國內對舉辦經濟特區(qū)的政策也有不少非議,甚至將其比喻為舊上海的“租界”。這些議論給地方發(fā)展帶來巨大壓力,如何繼續(xù)前行面臨不少潛在阻力。主管相關事務的谷牧說,有點秋風蕭瑟的味道。鄧小平對此并沒有急于發(fā)表意見。1984年早春,他第二次來到廣東。1月24日,在同廣東省委負責人談話時他提到了這次來廣東的理由:“辦經濟特區(qū)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這次來,他專門到深圳、珠海等地做了考察。
      在深圳期間,鄧小平參觀了深圳市容、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工貿中心、漁民村、中外合資企業(yè)華益鋁材廠、明華輪游樂中心,視察了招商局蛇口工業(yè)區(qū),登上了羅湖商業(yè)區(qū)國際商業(yè)大廈的天臺。參觀視察期間,鄧小平針對深圳缺乏人才提出深圳要辦一所大學,針對市內山頭光禿禿的現象提出“荒山、水域,這些都是潛力很大的發(fā)展生產的廣闊天地”。他還提出“要積極培訓青少年。搞軟件,我們有條件,中國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現代化沒有年輕人不行,要鼓勵年輕人挑起重擔,多干工作。”他參觀漁民村時,到漁民村黨支部書記吳伯森家了解情況。在看到這個村先富起來的情況后說:經過長期奮斗,全國廣大農村都可以達到這樣的生活水平。2月1日,鄧小平在廣州為深圳特區(qū)題詞:“深圳的發(fā)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qū)的政策是正確的”。
      在珠海期間,鄧小平參觀了中山縣的溫泉賓館購物中心,登上了羅三妹山,會見了港澳知名人士,參觀了興建中的九洲港、直升機機場、石景山旅游中心、拱北海關和香洲毛紡織廠、獅山電子廠以及珠海市市容。他提到“辦特區(qū)是我倡議的,看來路子走對了”;“我從來不走回頭路”;珠海發(fā)展旅游的條件比深圳好。1月29日,他還題詞“珠海經濟特區(qū)好”。途中,鄧小平還到了順德參觀。
      第二次廣東早春行,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1984年2月14日,他在上海談話時提出:我這次看了幾個經濟特區(qū),看了幾個飯店?!艾F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深圳蛇口因為采取責任制,建筑速度快,幾天一層樓。建筑隊伍還是那些人,只是辦法改了一下。我們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鍋飯不行。”2月24日,在同胡耀邦等談話時又提出:最近,我專門到廣東、福建,跑了三個經濟特區(qū),還到上海,看了看寶鋼,有了點感性認識。我們建立經濟特區(qū),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qū)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qū)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qū)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yǎng)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廈門特區(qū)地方劃得太小,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qū)。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臺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qū)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廈門特區(qū)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現在的特區(qū)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qū),但可以實行特區(qū)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fā)海南島。
      這次談話后,中國對外開放工作進入快車道。1984年3月5日,國務院特區(qū)辦公室派人到福建廈門傳達鄧小平以上談話的內容。3月18日,胡耀邦會見外賓時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決定廈門經濟特區(qū)由2.5平方公里擴大到廈門全島131平方公里。3月26日至4月6日,為貫徹落實鄧小平2月24日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決定將廈門經濟特區(qū)擴大到全島,并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決定開放由北至南的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討論了進一步搞好對海南島的開發(fā)建設。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fā)《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
      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進而設立海南島經濟特區(qū)是中國對外開放邁出大步的重要標志,也是鄧小平第二次廣東之行的重大成果。面對經濟特區(qū)有不同看法的壓力,鄧小平經過實地考察認為對外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必須堅持并且要繼續(xù)擴大范圍,從而較大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步伐。

      ■第三次廣東之行(1992年1月19日至1月29日):“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
      1992年早春,鄧小平第三次來到廣東后發(fā)表的南方談話已廣為人知。南方談話被視為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992年這一年,鄧小平已經88歲高齡了。他之所以不辭辛苦,一路走一路講,鼓勵大家繼續(xù)解放思想、堅持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主要是和當時國內外的大局勢有關。僅就國內而言,政治風波發(fā)生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開始成為大家議論的熱點。有人提出對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的問題;對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外資企業(yè)和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這些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屢屢發(fā)難。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fā)展受到巨大壓力,國民經濟發(fā)展速度迅速下滑。鄧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指出真正讓我們共產黨人睡不著覺的問題就是經濟速度下滑,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政策。1989年5月下旬以后,他連續(xù)講話穩(wěn)定人心,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國際國內都很關心這個問題。要繼續(xù)貫徹執(zhí)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之所以強調改革開放政策不能變,鄧小平認為,“道理很簡單,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xù)發(fā)展,經濟要滑坡。走回頭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趨勢是改變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還擔任職務,十年來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會這樣做”。
      如同8年前一樣,這次鄧小平的廣東之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是要通過實地考察,發(fā)表談話,讓人們堅定改革開放??疾炱陂g鄧小平提出了很多重大觀點,包括社會主義本質、“三個有利于”標準、尊重人才、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等,豐富和發(fā)展了全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今日重溫這些經典談話,我們會發(fā)現鄧小平特別強調了改革開放政策不能變。他提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fā)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韭肪€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他還強調說: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fā)展得這么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1992年中共中央2號文件里還講到鄧小平提出:“城鄉(xiāng)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wěn)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备母镩_放政策“不能變”,蘊含著治國理政的大智慧,值得仔細揣摩和回味。
      在廣東考察期間,鄧小平還尖銳批評了那些拿著“大帽子”的“左”派,說那些人“盡講屁話”,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白蟆睅в懈锩纳剩孟裨健白蟆痹礁锩??!白蟆钡臇|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些話,至今都有極強的針對性和重大價值。我們必須強調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堅持正確的改革發(fā)展方向。
    鄧小平第三次考察廣東期間的談話,是南方談話的主體內容,也是在離休之后系列談話中的最重要的一次談話。離休后系列談話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動搖。1993年9月27日,鄧小平還同有關負責人說:“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么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yōu)槭聦??!弊匀灰舶ㄋ谀戏秸勗捓飶娬{的改革開放政策。
      鄧小平的三次廣東之行,每次都能產生巨大影響并給廣東甚至整個中國帶來巨大變化,就是因為他善于從大局看問題、分析問題,就是因為他敢于提出大政策并善于堅持大政策。堅持從實際出發(fā)制定政策,并堅定不移地加以實施,正是我們中國能夠一路前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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