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堅、王年一、范碩、王力說

        1966年10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下發(fā)的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簡稱《緊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緊急指示》原意僅針對軍隊院校，“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tǒng)統(tǒng)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guī)定辦”。中央的批示卻大大擴展了其適用范圍：“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于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zhí)行。”

        客觀地說，《緊急指示》存在兩重性。正如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言：“《緊急指示》是適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要求而產生的。它有正確的方面，為運動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這是正確的；但是總的說來，它有著十分嚴重的錯誤。它實際上規(guī)定了更大范圍內的‘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它的要害。”

        至于《緊急指示》的由來，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稱：“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y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負責人，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zhèn)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fā)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間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在其《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一文中，有著與王年一幾乎完全相同的說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二醫(yī)大‘紅縱’一派的頭頭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zhèn)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軍文革立即發(fā)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幕蟾锩耆吹胤揭粯痈惴??！?br />
      劉志堅是《緊急指示》起草人之一。從表面上看，《緊急指示》由來公開披露的時間，王年一早于劉志堅，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據“劉志堅的回憶”。筆者推斷，“劉志堅的回憶”即《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應早有一內部流傳的版本，王年一依據的，也應是這一內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葉劍英傳》（由范碩任組長的《葉劍英傳》編寫組著），在劉志堅、王年一的說法前面加了一句話，變成“他們經過精心策劃，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由第二軍醫(y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說軍隊鎮(zhèn)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fā)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碩在私人著述《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zhàn)》中，將上述這段話修改為：“這一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的嘍啰們唆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y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林彪看毛澤東沒有反對表示，就說軍隊這樣搞不行，要采取措施?；貋硪院?，第二天下午，對軍隊院?！幕蟾锩髁恕甘尽?，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謂第二軍醫(yī)大學“紅縱”“一派的頭頭”或“一個負責人”或“一個頭頭”，姓甚名誰？劉志堅、王年一和范碩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憶錄中則直接點名道：“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況。據我了解，反映情況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鑄的女兒，第二軍醫(yī)大學的學生?！?br />
陶斯亮否認與其有關

      2015年春節(jié)后，筆者有機會兩度見到陶斯亮。就筆者關心的有關她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傳聞，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應。她所回憶的事情經過，與坊間說法相距甚遠。

      陶斯亮說：1966年9月13日晚，我們二醫(yī)大五名女生，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赴滬串聯的學員鼓動下，離滬乘火車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碰見李訥，李訥熱情地叫我一起去見主席——她的父親。她把我?guī)нM了城樓上一間頗大的休息室，只見主席一個人在里頭抽煙?！矒账沽痢段液吐櫫?、李訥、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見到毛，“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么？’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么，陶鑄（他將鑄念成巨）的女兒?！薄澄腋赣H（陶鑄）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他對主席說：“亮亮是逃跑出來的?！敝飨瘑栁以趺匆换厥?，我慌亂地、前言不搭后語地將學校不讓我們串聯、我們“沖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說了一遍。主席聽了說：“李訥，你就沒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別關注我的告狀（我的表達也是混亂的）。他談笑風生，還拿我的名字開玩笑說：“陶斯亮，陶元亮（陶淵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這般的陶淵明?！?br />
     陶斯亮說：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訥和我三個人。林彪自始至終不在場。說我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zhèn)壓群眾，有什么人能證明？我一個軍校小學員（陶斯亮時為第二軍醫(yī)大學軍醫(yī)系應屆畢業(yè)生），敢當著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訴軍隊鎮(zhèn)壓學生嗎？借我個豹子膽也不敢?。?br />
      陶斯亮又說：與主席談話，本來是一個機緣巧合的事兒。有人說什么“他們經過精心策劃”，又說成是“江青嘍啰們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針對坊間有邱會作得知“陶斯亮等幾個人”向毛澤東告狀而“請人幫忙湊過去聽”這一奇談怪論，陶斯亮重申：那天見主席時，除李訥外，僅有我一人在場。凡進過天安門城樓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種封閉的環(huán)境之下，想搞什么偷聽，沒門。

      陶斯亮最后說：見過主席，我并沒有到處宣揚，連同學們我也沒有對他們說。那么，所謂“告狀”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傳到林彪那兒的，劉志堅又是從哪兒得知的，我確實一頭霧水，無從考究。

汪志杰的說明

      帶著未解的疑團，筆者請教了當年第二軍醫(yī)大學“紅縱”核心——勤務站的成員汪志杰。汪志杰訴說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況（當然，汪所說的僅代表了他本人及“紅縱”一派的觀點）：
                                      第二軍醫(yī)大學學員“逃兵”問題

      “1966年8月底，二醫(yī)大學員中的少數派（可以說是‘紅縱’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員在海醫(yī)系操場碰頭，討論了學校的‘文革’形勢。參加者有軍醫(yī)系及海醫(yī)系多個年級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內，十人左右。大家對于運動以來學校黨委的許多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特別是‘八一八’之后學校領導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做法更令我們十分氣憤和擔憂。當時我們只是覺得問題的癥結在學校黨委，必須盡早向上級匯報，由總后黨委來解決和糾正學校領導的問題，否則學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產?！?br />
      “×××自告奮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帶了兩位同學啟程。×××走后的第二天，整個學校就沸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報指名道姓地將×××三人稱為‘逃兵’，聲言要抓‘逃兵’。大字報幾乎完全變成了對少數派的圍剿，不同觀點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開始顯現并愈加明顯?！?br />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數次碰頭，就學校運動的形勢交換了看法，認為目前學校運動的形勢已經變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們無法與她取得聯系，覺得必須設法把她離開學校后發(fā)生的這些情況帶去北京。時間到了9月中旬，我們覺得不能再等了，要盡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點兒，才能形成聲勢。于是，我和軍醫(yī)六二級一名學員、軍醫(yī)六一級的五名女學員和海醫(yī)六二級的五名男學員同時離開學校，于9月15日到達北京。第二天一早，學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熱潮。”其實，總參、總政于9月12日已發(fā)文同意軍隊院校學員有組織地分批到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二醫(yī)大校方有沒有及時傳達貫徹總參、總政的通知精神，我們未得到詳細資料。到了9月下旬，二醫(yī)大學員的大部隊已有組織地抵達北京。

                                                  “紅縱”成立時間

      “10月5日《緊急指示》公布當晚，在北京后勤學院（二醫(yī)大學員在京住地）召開了各年級相同觀點骨干會議。到會人員有十余人。對于軍委《緊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對于《緊急指示》中央決定軍隊院校文化革命與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guī)定辦理，表示完全贊同，決定也成立一個群眾組織。由于此前從未想過軍校也能成立群眾組織，所以對于組織名稱一時拿不定主意。到會人員比較了當時地方各高校群眾組織的名稱后認為：我們這個組織的名稱，與他們應該有所不同，不要簡單地照搬別人什么‘造反隊’‘造反團’之類。經過反復討論，決定為我們這個組織取名為‘第二軍醫(y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睋Q言之，10月1日，“紅縱”并未成立，所謂當日“紅縱”“一個負責人”或“一派頭頭”或“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說法，都是不準確的。
陶斯亮在“紅縱”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確實擔任過‘紅縱’勤務站勤務員，時間從1966年10月5日《緊急指示》公布、‘紅縱’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親被打倒時止，滿打滿算正好三個月。陶斯亮在‘紅縱’勤務站里屬‘溫和派’，從不張揚，從不盛氣凌人，沒有什么過火的地方。我至今難以理解，當年陶斯亮怎么會參加‘紅縱’？1966年‘紅縱’在北京批斗邱會作時她在上海，1967年‘紅縱’二上北京批邱，并組織三座門靜坐時她已退出‘紅縱’?！?br />    
      “‘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后，陶斯亮從未告訴過我，我也從未聽說過她上天安門當面向毛和林反映二醫(yī)大的事?！?br />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實，在“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軍隊院?！版?zhèn)壓群眾”、促使林彪下決心并經毛澤東同意發(fā)布《緊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稱：“此時，又有上海二醫(yī)大‘紅縱’的一個紅衛(wèi)兵代表，拿著‘血衣’，來見林彪、葉群，要求給予支持。林彪腦子一熱，又要采取行動了。1966年的國慶節(jié)一過，林彪告訴趙根生，立即把全軍文革的負責人找來。他指著二醫(yī)大送來的血衣對大家說：‘如果我們不支持學生造反，就要犯大錯誤?！又甘?，要對軍隊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一律實行平反，要銷毀一切有關他們的‘黑材料’，要允許他們搞‘四大’，要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準許他們去全國各地‘大串聯’。林彪指令全軍文革據此擬一份軍委命令，準備以布告形式張貼出去?！?br />
      王力也說：“還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軍事院校鎮(zhèn)壓群眾。因此林彪決定要發(fā)一個緊急指示，說軍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了情況反映后口授的?！?br />
        張云生、王力所指，其實都是×××。但兩人所說均不甚準確（王力甚至連姓名都搞錯了）。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來自當年“紅縱”自己辦的報紙《紅色造反報》。該報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報道《葉群同志會見“紅縱”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稱：“［本報北京二十五日訊］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葉群同志（全軍文革小組成員、林副主席辦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的委托，帶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親筆信件，來到我?！t色造反縱隊’勤務站，會見了我‘紅縱’代表和總后機關，四、七醫(yī)大，獸醫(yī)大，后勤學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聽取了我們的匯報，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們匯報由邱會作一手策劃的鎮(zhèn)壓革命學員的‘九二七’事件時，葉群同志告訴代表們，《緊急指示》與此有關。有件衣服（指×××受圍攻時被撕壞的衣服）撕掉了扣子，還有一封血書。林豆豆拿著衣服給他爸爸看，幾位副主席都在場，我在旁邊看著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氣，由他建議起草了《緊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緊急指示》的確與陶斯亮無關，而與×××有些瓜葛。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無論×××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緊急指示》形成的過程中，不過是一劑催化劑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紀90年代修訂過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所加的一個注釋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為‘紅縱’一人（學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學生的反映不過適逢其會而已。在《緊急指示》定稿的當天，中央就加以批轉，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中共中央當日就轉發(fā)了《緊急指示》，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重視?！?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