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的金學曙醫(yī)生

冒險義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在霞飛路虹橋療養(yǎng)院一處僻靜的角落里，夜深人靜，只有一點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張年輕又嚴肅的臉?？凑媪?，那是個一襲白衣的女青年，披著深色外套，盡量壓低身體，遮擋著一堆正在燃燒的紙張。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顫抖，不時警惕地環(huán)視周圍，生怕被人察覺。

      與此同時，不遠處的虹橋療養(yǎng)院206號病房，民盟主席張瀾正愁眉不展，枯坐沉思，旁邊是同樣憂心忡忡的羅隆基，他背著手在病房里踱步，十分緊張。就在相鄰的205病房，三名制服大漢正在打牌聊天，配槍在燈下泛著烏黝黝的藍光。

原來，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了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和平條件。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打響了渡江戰(zhàn)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蔣介石趕到上海，當天就緊急召見一批軍政要員，除了給部下打氣，還要屠殺一批革命志士泄恨。他給毛人鳳發(fā)去密電：“……所有在押的共產(chǎn)黨、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釋出來的政治犯，一律處置，不給共產(chǎn)黨留下活口……”其中就包括民盟負責人張瀾和羅隆基。

     早在1947年10月就已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團體”，勒令解散的民盟，總部已由沈鈞儒等赴港組織恢復，而主席張瀾則繼續(xù)留滬為總部籌款，并策動西南軍政首腦起義。這大大觸怒了蔣介石。既有蔣介石的密電，1949年5月9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便準備拘捕張、羅，但因張、羅是很有影響力的民主人士，他們原本擬定的直接刺殺計劃被迫擱淺，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黨爭取過來的閻錦文從中斡旋，拘捕改為就院監(jiān)守，張、羅被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yǎng)院206號病房，由三名警備隊員住在205病房，晝夜輪班看守。

     當時，除了貼身看守的警員，張、羅所住病區(qū)也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十多名特務包圍。隨著解放軍不斷逼近上海，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地下黨預見到，如不及時營救，張、羅在國民黨當局撤離上海之前必遭毒手，情勢非常緊急。

張瀾和羅隆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憂慮的，是民盟大批愛國志士的生命安全。他們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將令愛國者們在敵人最后的瘋狂反撲中被按圖索驥，大量屠殺，給革命事業(yè)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后果不堪設想。

      張瀾急于銷毀手里的大批文件資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況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雖有丁院長、鄭院長等相助，但他們目標太大，容易引起特務軍警的注意，便讓1947年即已入院治療的羅隆基去設法。羅隆基想盡辦法，終于避開特務們的嚴密監(jiān)視，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學曙的小醫(yī)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羅隆基住院期間，金學曙就曾多次幫助過他傳遞信息，開展工作，因此羅隆基才對她格外信任，找她幫助張瀾銷毀文件。但今次不同往日，金學曙知道，虹橋療養(yǎng)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國民黨軍警特務，她還知道隨著解放軍逼近上海，大戰(zhàn)在即，國民黨正在大肆搜捕、殺害進步人士和地下黨員。雖然在各方斡旋下，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馬上對張、羅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醫(yī)務人員，無人保護，幫助張、羅的行為一旦被發(fā)現(xiàn)，特務軍警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殺害自己，除了打擊報復，還可“殺一儆百”，起到恐嚇威懾作用。

     金學曙沒有上過戰(zhàn)場，手里只拿過醫(yī)療器械，但日寇的炸彈令她父母雙亡，成為孤兒的童年經(jīng)歷，給了她非同一般的堅毅和對戰(zhàn)爭與和平的深刻認識。她深知，唯有順應民心的隊伍，才能為人民爭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支持的，不正是這樣的隊伍嗎?

     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個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雖有性命之憂，但是大義當前，年輕的金學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點頭答應了羅隆基的請求。經(jīng)過一番密斟，她告訴羅隆基自己晚間會來打針送藥，借此機會可先轉(zhuǎn)移一小部分文件，讓他和張瀾提前做好準備。

      就這樣，金學曙一次一次成功應付了特務們兇神惡煞的威脅，不懷好意的盤問，還有擦肩而過的各種危險。她利用自身行醫(yī)問診的便利，憑借過人的膽識和機智，成功避開特務軍警的耳目，歷經(jīng)多次驚心動魄，一波三折的迂回過程，終于把張瀾和羅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轉(zhuǎn)移，并分批銷毀。

      虹橋療養(yǎng)院畢竟人多眼雜，1935年鄒韜奮邀戈公振來滬，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橋療養(yǎng)院神秘死亡，論及其病因和虹橋療養(yǎng)院首屈一指的醫(yī)療條件，的確匪夷所思?？紤]到安全因素，金學曙清醒地意識到，在嚴峻考驗面前，任何大意疏忽都會給革命事業(yè)帶來慘痛損失，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托付。因此，無論是平時相好的姐妹，還是一直敬重的院領導，她都不敢透露一點消息，也不敢尋求任何幫助，生怕危急關頭，有人變節(jié)，導致功虧一簣。

      因此，這一切，金學曙都要一個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開頭那看似平靜，實則萬分兇險的一幕。

1949年，丁惠康（右）、張瀾（中）、羅隆基在上海虹橋療養(yǎng)院

      從羅隆基1947年入住虹橋療養(yǎng)院治療肺結(jié)核和糖尿病，到張瀾、羅隆基1949年5月24日晚最終被救脫險，這期間發(fā)生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傳誦甚廣，很久以后，還被搬上了電影《建國大業(yè)》的大銀幕。但是，金學曙醫(yī)生的義舉卻始終鮮為人知。

     建國后，張、羅離滬赴京，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張瀾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羅隆基于新中國成立后被任命為政務委員。金學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來到北京，但她從未主動聯(lián)系過張瀾和羅隆基。

     解放后，營救張瀾、羅隆基有功的閻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專員。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張瀾都必設家宴招待，親自作陪。后閻錦文長駐北京，并受邀擔任了宣武區(qū)政協(xié)委員。

      “文革”期間，閻錦文受到迫害。“文革”后，在落實政策中，閻錦文沒有其他要求，只向全國政協(xié)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將其由退休改為離休。表面上看，這涉及閻錦文是否能享受離休待遇的問題，實際上，究竟是退休還是離休，則是界定他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大事。對此，全國政協(xié)主席鄧穎超親自做出批示：“……營救張瀾、羅隆基在當時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較深。閻錦文先生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凡是對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做過好事的人，我們是不應忘記的，更不能虧待人家……”。此后，按黨的干部政策，閻錦文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他營救張瀾、羅隆基之日起算，由此他獲得離休干部身份。

      后來，了解內(nèi)情的虹橋療養(yǎng)院老友來京看望金醫(yī)生的時候，告訴了她閻錦文的事情，勸她也給自己想想辦法，爭取一下離休待遇。金醫(yī)生聽后，笑著說，人家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只做了一點點小事，怎么能向國家要待遇?我就是個大夫，幫助病人，都是應該做的。老友誠摯地說，離休干部在醫(yī)療報銷等各方面都有更高待遇，而且這不單是為了經(jīng)濟考慮，還是一個黨員一輩子的大事，一定要搞清楚的呀。金醫(yī)生還是那句話：“我做的都是應該做的事，就不去給國家添麻煩了。”

      多年后，當金醫(yī)生病重急需特殊藥品時，卻不能報銷，也因為醫(yī)院床位緊張而無法及時住院治療。直到金醫(yī)生2014年去世，她始終未將自己解放前的這段經(jīng)歷向組織反映，也從未向組織上提出過任何要求。

         告別十里洋場的革命伴侶

1948年，在一場樸素的婚禮上，金學曙醫(yī)生與鐵路工程專家施錫祉在上海結(jié)為伉儷。禮成后，一位鶴發(fā)長髯，滿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這對新人表示恭喜。這位老人便是他們的證婚人，也是日后對他們的一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陳叔通。陳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執(zhí)教于杭州求是書院。求是書院是浙江大學前身，在當時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愛國精英，其中就有金醫(yī)生的公公、民國開國名將施承志，以及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施承志和錢均夫是世交，關系親厚，他們又都與亦師亦友的陳叔通感情甚篤。

因此，盡管當時陳叔通處境十分危險，他還是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為金學曙和施錫祉證婚。原來，1947年，陳叔通發(fā)動“十老上書”營救被捕進步學生事件之后，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國統(tǒng)區(qū)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鎮(zhèn)壓，時在上海的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轉(zhuǎn)入地下或撤離。陳叔通則留在上海，堅持斗爭，并與中共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白色恐怖之下，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曾托人轉(zhuǎn)告陳叔通說：“我已兩次把你的大名從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動，我就無能為力了!”陳叔通卻一笑置之，請人轉(zhuǎn)告陳布雷：“我也勸你早日洗手，棄暗投明。”

金學曙和丈夫施錫祉正是受了世交長輩陳叔通的影響，自新婚伊始，就不單沉浸在二人的小家庭里，兩顆年輕的心，時刻關切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解放前的上海，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一步步向著光明靠攏。新婚燕爾的金醫(yī)生，能夠不顧個人安危，義助張瀾、羅隆基，這與叔老的言傳身教不無關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陳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從北平回到上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fā)起成立工商界勞軍分會，慰勞解放軍，廣泛動員和聯(lián)絡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在這火熱的氛圍里，金學曙和丈夫慷慨解囊，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積蓄都捐獻了出來，金醫(yī)生還積極參加婦女屆的勞軍活動，為解放軍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勞軍總會在陳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獻、義賣等各種形式，取得了認繳款物87億元(舊幣)的卓著成績，陳毅市長特此親筆書寫了“勞軍模范”四個字，感謝各界人士的厚愛和熱情。

新中國剛一成立，金學曙和丈夫即雙雙離開上海，奔赴百業(yè)待興的北京，這也與叔老的影響有莫大的關系。

早在1949年4月，渡江戰(zhàn)役勝利之時，黨中央、毛主席就已高瞻遠矚地及時地把解放、接管、管理上海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1949年4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鄧小平、饒漱石、陳毅電，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chǎn)階級的幫助，可能發(fā)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國民黨的強大的聯(lián)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于孤立。這件事，你們現(xiàn)在就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占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領上海以后，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边@一電報表明，上海解放前夕，毛澤東就提出了應當注意吸收更多黨外人士參加工作，以克服面臨的困難。

      當時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國各領域的頂尖人才。金醫(yī)生的丈夫施錫祉即是當時全國屈指可數(shù)的通曉德、英、俄三種外語的土木工程專家，而身為西醫(yī)的金學曙在缺醫(yī)少藥的建國初期也是極為稀缺的醫(yī)務人才。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學生時代便在上海學習生活，10余年來已習慣了上海的水土，當時上海的生活條件也更加優(yōu)越，繼續(xù)在上海工作，對兩人來講確實是比較好的選擇。

       1949年6月，陳叔通從上海來到北京，被推為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副主任，并出席了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工商聯(lián)主任委員等職。在北京定居后，陳叔通曾告知金醫(yī)生夫婦他在北京頭發(fā)胡同56號居住，隨時歡迎來訪。但考慮到叔老事務繁忙，金醫(yī)生夫婦一直都沒有去麻煩過陳叔通。

      看著一大把年紀的陳叔通老人不辭辛苦，為了新中國來回奔波，更離滬赴京共襄大業(yè)，兩個年輕人感動之余，決心以叔老為榜樣，到新中國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到人民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國家要建設新中國的鐵路，北京鐵道部急需工程技術專家。人民日報社由河北省平山縣里莊遷至北京，報社急需專業(yè)醫(yī)生。一切為了新中國。拋掉了上海辛苦營造的小家，帶著簡單的行李，金醫(yī)生抱著剛出生的女兒，和丈夫肩并肩，離開了上海十里洋場，奔赴熱火朝天的北京。一對革命伴侶，自此開始譜寫一生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新篇章。